的理塘附近，积极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。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蒙古各部的支持下，为了扩大格鲁派的实力，将青海和康区的“邦根”寺院，陆续改建为格鲁派寺院，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理塘寺。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蒙古俺答汗的孙子顺义王扯力克以朝佛为名义，率“控弦之士三千人”南下，并“大言欲南略洮、岷、松、茂”。此外，蒙古部落攻破阿坝寨，逼近松潘城。进而还多次袭击滇西北地区。《滇系》“事略”载，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“西鞑虏寇临西”②，“鞑虏”，即对蒙古人的称呼。万历后期，不少进入川西北地区的蒙古部落相继在当地驻牧游猎。松潘漳腊一时“牛马羊只，布满山溪，毛帐毡房，星列草地”，仅在漳腊城内的蒙古牧民就有“百五六十帐”。青海蒙古部落除进入川西北松潘、茂州等地活动外，还向康区发展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青海蒙古部落首领火落赤率三千余骑“突犯松潘”。松潘“自北界作儿革迄杀鹿塘、毛尔革地方，其间番族为虏所挟者十有八、九。”足见蒙古族南进明朝西南边疆，引起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视。使明朝统治者再次清醒地意识到，一旦川西、云南失守，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就会再次陷入蒙古军队的弧形包围圈之内。而云南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弧形包围圈的软肋上，最容易被从青藏高原南下的蒙古族突破。这样西南土司区的稳定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，恰在此时，播州杨氏对抗朝廷，扰乱西南，故明廷迅速决定对其改土归流。

　　二、改土归流后对播州土司区的经营及影响

　　播州杨氏统治播州地区七百余年，形成了一整套地方管理模式。然杨氏被灭后，必定会出现权利的真空。此外，管理模式的变换，进而又会影响当地的稳定。所以，善后事宜的正确处理直接关系到该地区长期的稳定，故甚为明廷重视。明朝对播州土司改土归流后，正式将其纳入正规的行政管理机制，开始从委托土司统治，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，在此正疆域、设屯政、设将领诸多政治管理模式，对于稳定西南地区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