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委于杨氏之手，这样播州杨氏统治范围大增，元代达到顶峰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六十四载：播州土司辖地“广袤千里，介川、湖、贵竹间，西北堑山为关，东南附江为池。蒙茸险削，居然奥区。领黄平、草塘二安抚，真、播、白泥、余庆、重安、容山六长官司，统田、张、袁、卢、谭、罗、吴七姓，世为目把。”①材料中的“黄平、草塘二安抚”地，位处今黄平县境和瓮安县境。“真、播、白泥、余庆、重安、容山六长官司”地，位处今道真、遵义、余庆、瓮安诸县境。据研究，元朝时，播州土司地南迄今清水江上游诸地，西至鸭池河，北包今川渝黔边境等广大范围，统辖区域已达5万平方公里。

　　明朝统一全国后，在川滇藏甘地带，还留有大量的元蒙残余势力，始终占着长江上游，一旦与北元势力联合，大有重演弧形包围南宋故事②。如云南梁王把匝刺瓦儿密就拥有精兵十余万威胁明朝的安危③，加之川西及西南诸夷叛服不常，明廷为达到“额以赋役，听我驱调”的经营目标。明承元制，对西南各土司多施抚慰之策，就播州土司言，升播州宣抚司为播州宣慰司，领安抚司二，长官司六，辖地包括今遵义、桐梓、正安、道真、赤水、习水、仁怀、绥阳、湄潭、凤冈、余庆、瓮安、黄平、福泉、凯里等地，为贵州四大宣慰司之一④。从辖区看，此土司位处湖广经黔入滇道的北段，这一地区稳定与否直接牵涉朝廷对云南的经营，因此明初对此一直实施绥抚之策。

　　此外，明朝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，以防蒙古通过“藏彝走廊”的北段进入云南，威胁其西南统治，朝廷在思州、思南二土司改土归流的基础上，设置了贵州省。甚为奇怪的是，贵州建省后近200余年间，播州以上诸地区一直属四川播州杨氏统辖，特别是播州统辖的平越地，就像一条楔子插入了贵州东西两片辖区之间，将明代贵州辖境横截为东西两个部分。既然明代已经置贵州行省，土司又为朝廷命官，为何又不将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区划拨给贵州省统辖呢？此甚为蹊跷。笔者通过实图查看和翻阅大量典籍记载后发现，明朝此一行政管理原因大致有三：（一）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区位处高山深谷间，其核心地段正好位于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上，这道分水岭从西向东，将平越一分为二，北部属于乌江水系，南部属于沅江水系。这道分水岭虽然海拔不高，但无航路可通，同时又远离发达地带，有效统治难度大。此外，平越地区位处分水岭以北的地段，东临梵净山山系，西侧也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山系阻隔，就构成了播州杨氏与水东宋氏的分水岭，也就是说，平越地区北部三面环山，建构水田的面积甚为狭小。因而明代很难在这儿形成较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，同时穿越贵州腹地的湖广经黔入滇驿路主干线又从这儿穿过，要维护驿路经费和安全，当时明朝之贵州省还承担不起，故长期不考虑划拨给贵州省。（二）明初，整个平越地区，汉民居民甚少，这里生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族、布依族、苗族和仡佬族等，除布依族外，生息在该区的土家族、苗族、仡佬族由于其传统生产方式与汉族差异甚大，为了维护驿路的安全和减轻驿路维护安全费用，明廷在湖广经黔入滇道实施湖广、四川、贵州三段管理，其管理费用也分别由以上诸省承担。为了减轻贵州省的财力负担，故朝廷也不急于将播州平越地拨入贵州统辖。（三）明朝初年，西南边疆还不稳定，既有蒙古残军的叛乱、又有诸夷的叛服不常，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。

　　故此，明朝要经营这样的地区，也别无选择，只能强化对播州杨氏的控制，然要达到对播州杨氏的有效控制，就需要实施最大限度的放权，以免刺激播州土司。因此，朝廷对播州土司一直采取安抚政策，在税赋上，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营政策。《明史》卷三百一十二载：“播州土地既入版图，当收其贡赋，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。”然朱元璋“以其率先来归，田税随所入，不必以额。”“永乐四年，（朝廷又）免播州荒田租”。《神宗万历实录》卷三五七亦载：“环播幅员千里，田地数千万亩，旧额粮岁以五千八百石”等等。在播州土司统辖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仅区区岁粮，还不足中原一县，足见朝廷经营播州之良苦用心。

　　鉴于上述，朝廷对播州土司这种尴尬的经营模式，诱发了播州土司的骄盛和叛逆，出现了对治下土司、庶民的残酷统治，进而对抗朝廷。《神宗万历实录》卷二七八载：“宣慰司所属田、张、袁、卢、谭、罗、吴等七姓民及真州、余庆、白泥、容山、重安等五土司不堪其势，上诉重庆府。”但据于边患，四川巡抚李化龙以调杨应龙“防松潘”，暂免其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处“防松潘”，指的是西北蒙古越过了藏彝走廊，进入川西，详情请见下文。此外，为了加强对杨应龙的统治，以免其变乱，朝廷以其子杨朝栋为人质，不幸的是杨朝栋竟死于重庆，引起了播州杨氏对朝廷的不满，终于引发了“万历三大役”①之一的“播州之役”。

　　这里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明万历元年（1573），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率部经青海南下康区，已进至康区东部的鱼通和南部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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