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万历三大征与播州之役,对于明朝所带来的影响(3/4)
明朝统一全国后,在川滇藏甘地带,还留有大量的元蒙残余势力,始终占着长江上游,一旦与北元势力联合,大有重演弧形包围南宋故事②。如云南梁王把匝刺瓦儿密就拥有精兵十余万威胁明朝的安危③,加之川西及西南诸夷叛服不常,明廷为达到“额以赋役,听我驱调”的经营目标。明承元制,对西南各土司多施抚慰之策,就播州土司言,升播州宣抚司为播州宣慰司,领安抚司二,长官司六,辖地包括今遵义、桐梓、正安、道真、赤水、习水、仁怀、绥阳、湄潭、凤冈、余庆、瓮安、黄平、福泉、凯里等地,为贵州四大宣慰司之一④。从辖区看,此土司位处湖广经黔入滇道的北段,这一地区稳定与否直接牵涉朝廷对云南的经营,因此明初对此一直实施绥抚之策。
此外,明朝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,以防蒙古通过“藏彝走廊”的北段进入云南,威胁其西南统治,朝廷在思州、思南二土司改土归流的基础上,设置了贵州省。甚为奇怪的是,贵州建省后近200余年间,播州以上诸地区一直属四川播州杨氏统辖,特别是播州统辖的平越地,就像一条楔子插入了贵州东西两片辖区之间,将明代贵州辖境横截为东西两个部分。既然明代已经置贵州行省,土司又为朝廷命官,为何又不将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区划拨给贵州省统辖呢?此甚为蹊跷。笔者通过实图查看和翻阅大量典籍记载后发现,明朝此一行政管理原因大致有三:(一)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区位处高山深谷间,其核心地段正好位于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上,这道分水岭从西向东,将平越一分为二,北部属于乌江水系,南部属于沅江水系。这道分水岭虽然海拔不高,但无航路可通,同时又远离发达地带,有效统治难度大。此外,平越地区位处分水岭以北的地段,东临梵净山山系,西侧也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山系阻隔,就构成了播州杨氏与水东宋氏的分水岭,也就是说,平越地区北部三面环山,建构水田的面积甚为狭小。因而明代很难在这儿形成较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,同时穿越贵州腹地的湖广经黔入滇驿路主干线又从这儿穿过,要维护驿路经费和安全,当时明朝之贵州省还承担不起,故长期不考虑划拨给贵州省。(二)明初,整个平越地区,汉民居民甚少,这里生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族、布依族、苗族和仡佬族等,除布依族外,生息在该区的土家族、苗族、仡佬族由于其传统生产方式与汉族差异甚大,为了维护驿路的安全和减轻驿路维护安全费用,明廷在湖广经黔入滇道实施湖广、四川、贵州三段管理,其管理费用也分别由以上诸省承担。为了减轻贵州省的财力负担,故朝廷也不急于将播州平越地拨入贵州统辖。(三)明朝初年,西南边疆还不稳定,既有蒙古残军的叛乱、又有诸夷的叛服不常,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。
故此,明朝要经营这样的地区,也别无选择,只能强化对播州杨氏的控制,然要达到对播州杨氏的有效控制,就需要实施最大限度的放权,以免刺激播州土司。因此,朝廷对播州土司一直采取安抚政策,在税赋上,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营政策。《明史》卷三百一十二载:“播州土地既入版图,当收其贡赋,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。”然朱元璋“以其率先来归,田税随所入,不必以额。”“永乐四年,(朝廷又)免播州荒田租”。《神宗万历实录》卷三五七亦载:“环播幅员千里,田地数千万亩,旧额粮岁以五千八百石”等等。在播州土司统辖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仅区区岁粮,还不足中原一县,足见朝廷经营播州之良苦用心。
鉴于上述,朝廷对播州土司这种尴尬的经营模式,诱发了播州土司的骄盛和叛逆,出现了对治下土司、庶民的残酷统治,进而对抗朝廷。《神宗万历实录》卷二七八载:“宣慰司所属田、张、袁、卢、谭、罗、吴等七姓民及真州、余庆、白泥、容山、重安等五土司不堪其势,上诉重庆府。”但据于边患,四川巡抚李化龙以调杨应龙“防松潘”,暂免其罪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处“防松潘”,指的是西北蒙古越过了藏彝走廊,进入川西,详情请见下文。此外,为了加强对杨应龙的统治,以免其变乱,朝廷以其子杨朝栋为人质,不幸的是杨朝栋竟死于重庆,引起了播州杨氏对朝廷的不满,终于引发了“万历三大役”①之一的“播州之役”。
这里,特别需要注意的是,明万历元年(1573),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率部经青海南下康区,已进至康区东部的鱼通和南部--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