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山村，能活下来，实属侥幸。

　　那是一人超生，全村结扎的年代，一家一个孩儿，谁也不能超生，要是不小心怀了想生，那就得扒房牵牛，就差一命换一命了。

　　生过一个孩儿的孕龄妇女必须得上避孕环。

　　什么？

　　不想上环？

　　那妇联主任天天去家里，朝九晚五，风雨无阻，除非家里的老爷们挥刀自宫，断了性生活的念头。

　　即使这样，妇联主任也要瞪眼睛盯着，生怕小媳妇出去搞破鞋。

　　要是想再生一个怎么办？

　　那就躲呗，只要不被发现，生出来交罚款就行了。

　　九十年代初，农民年收入不过千元，罚款八千一万，绝对是一个要命的天价。

　　要不是怕审核过不了，我非要给来上一段含妈量不低于95%的小作文。

　　大概是这个原因，我从有记忆起，便是孤身一个人。

　　估计是谁家交不起罚款，把我扔了。

　　我生活在村口的土地庙，没有窗户，冬冷夏热，好在那边人信佛，经常上供，咱能混口吃的。

　　等我懂事了，我去找过村支书，问问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住，进福利院啥的也行，村支书让我去找村里的妇联主任，我他娘的还真去了。

　　妇联主任就问我一句话：“你是娘们吗？找支书去。”

　　要是国足有这能力，早他娘的进世界杯了。

　　好在村里人对我还行，有事没事给我送点吃的，土豆地瓜大苞米，饽饽饼干粘豆包，吃的倒是挺好。

　　咱讲话的，寻常老百姓吃啥呀？

　　我比较早熟，七八岁就开始捡废铁卖钱，十一二岁的时候，附近几个村子修电路，我没事过去偷点铁卖钱，小打小闹，也没人管，那段时间我过得还挺逍遥。

　　说到早熟，一个是环境因素，一个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

　　那个年代的农村，性一直是一个压抑的话题，别看茶余饭后的村民最喜欢谈论谁家媳妇搞破鞋，谁家老爷们在外面养小三啥的。

　　但对于孩子来讲，性就是一个禁忌的话题。

　　不过有一点特殊，那便是避孕套满天飞。

　　那时候村里都发放免费的避孕套，我清晰地记得是黄色的包装，上面还注明天然乳胶。

　　那玩意为啥能满天飞？

　　因为物资匮乏啊，小孩没啥玩具，有的大人为了哄孩子，吹个那玩意当气球，更有甚者给拴了一根绳，当成风筝玩。

　　还有一点，当时电视台也缺德，没事就播放乱七八糟的广告。

　　要么是重振男人雄风的神药，广告词的度数挺高的，说什么老王头子吃了什么大力丸，那是真有劲。

　　要么是怎么穿都挺拔的紧身瘦身衣，那大胸，滋滋滋……

　　后来VCD走进了普通家庭，村里小伙伴也用零用钱租点光盘看。

　　即使生在山区，也抵挡不了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，我们想知道东京的天气热不热，想知（本章未完，请翻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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